“一有阳光就灿烂，一有雨露就发芽”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浙江的另外一个名字是：创新。
浙江的创新如同一种空气，无处不在，从“八八战略”的提出，到“生态文明建设”大幕的拉开，从“千万工程”的波澜壮阔，再到“文化大省”、“活力浙江”、“平安浙江”、“法治浙江”每一个理论创新背后的智慧力量，总能穿越重重迷雾，指引前路。
今天解读“浙江精神”，应该要有新的涵义，那就是学会坚守，懂得久久为功，秉承一张蓝图绘到底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“钉钉子”精神。
从表面看，坚守与创新，看似一对矛盾：有人说，伟大是“熬”出来的，唯有坚守匠心，才能创造奇迹;也有人说，创新是灵魂，唯有不断颠覆，才能走向成功。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予以审视，这其实是一对有机组合。浙江的实践证明，成功的坚守需要以创新为前提，伟大的创新需要以坚守为内涵。
去年9月，联合国将最高环境荣誉——“地球卫士奖”，授予浙江省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”工程，以表彰其卓越贡献。这是中国再次为世界多样化发展贡献的“中国智慧”与“中国方案”。从2003年至今，这一工程仍然是浙江抓城乡统筹的“牛鼻子”，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，也让千万乡村蝶变为美丽乡村，继而迸发出美丽经济的强劲活力。带着对坚守与创新的思考，记者走进了浙江乡村，寻找思想的源泉，成功的奥秘。
从“单重奏”到“大合唱”
浦阳镇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南端，这里因地处浦阳江畔而得名，然而水质污染一度成为“老大难”。近几年，通过重拳整治，绿水清波又重新回归。借着这股东风，镇里发展沿江、沿山和沿路资源，重金打造风情小镇，发展美丽经济。
走进尖湖村的山坳里，梨花漫山遍野，景在村中，村融景中。过去默默无闻的小村，如今成了“网红村”，引来众多游客，还有不少外国人。眼下，浦阳每个村都在创建美丽乡村，更将迎来一场场蝶变。
事实上，对于乡村环境整治这件事，浙江已持之以恒抓了16年之久。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。改革开放后，浙江工业经济高歌猛进，群众收入增加了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：水脏了、山秃了，特别是农村，环境脏乱差问题尤为突出。群众揶揄，走在浙江农村，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。
2002年，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。刚到任的118天里，他跑了11个市、25个县，为了多看几个点，不断压缩吃饭时间，匆匆扒拉几口，立刻赶往下一站。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、被习近平同志称为“省级农民”的顾益康回忆说，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，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。习近平同志问，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?
顾益康如实告知：不多。据省农办摸排，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，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。
差到啥程度?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、绍兴等地，农民有了钱，纷纷盖起小别墅，可家里现代化，屋外脏乱差，垃圾靠风吹，污水靠蒸发，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，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。
当时，省里总结为“五个滞后”：村庄建设规划滞后、村庄环境建设滞后、村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滞后、农民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转变滞后、政府指导服务滞后。一些到过浙江考察的人士，曾形象地概括为：“走了一村又一村，村村像城镇;走了一镇又一镇，镇镇像农村。”
习近平同志一路听，一路看，一路思考。2003年6月，一项名为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的工程，在浙江拉开帷幕。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：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，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，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。所要改变的就是农村现状，以此来促进城乡一体化。
“千万工程”一经推出，就普遍受到欢迎。许多农民感慨万分：政府不仅免了我们的税，还出钱帮我们修桥铺路搞卫生呢!对此，顾益康同样深有感触：在浙江，改革开放以来，除了土地承包，还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“千万工程”这样，让农民如此发自肺腑地认同;也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“千万工程”这样，让政府投入那么大的精力、财力。
时至今日，浙江每年召开一次有关“千万工程”的现场会，省委书记每次都亲临现场视察、指导、讲话。与会的，不仅有地方分管领导，还有主要领导，足显省里重视程度。“千万工程”不仅赢得了民心，也教育了广大干部，在全省上上下下迅速形成了城乡统筹的氛围和合力。
可以说，一项工程启动了浙江全省城乡统筹的大合唱!浙江原来就有众多的农村“工程”，如交通部门的乡村康庄工程，水利部门的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、万里清水河道工程，林业部门的万里绿色通道工程、绿化示范村工程;经贸部门的千镇连锁万村放心店工程等，这些工程纷纷聚集到“千万工程”旗下，按照“示范村建到哪儿，配套资金就跟到哪儿”的要求，跟进配套。
“千万工程”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“局外人士”：省电力部门主动提出要求，将“新农村电气化工程”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;一流学府浙江大学主动要求参与新农村建设，与湖州市达成市校全面合作协议;众多脱胎于农村的乡镇企业更是不甘落后，积极投身其中;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全省共有1.5万家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。从此，浙江的城乡统筹工作高潮迭起，终成浩荡之势，可以说，“千万工程”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，成了浙江城乡统筹名副其实的“龙头工程”。
从“环境佳”到“生活便”
“下姜村，梦开始的地方。”走进淳安县的下姜村，这句旅游宣传语赫然可见。今天的下姜村，“农家乐，民宿忙，游人如织到下姜。”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庄，去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。而在15年前，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谣：“土墙房，半年粮，有女不嫁下姜郎。”
说起总书记第一次来下姜村时的场景，老支书姜银祥还有点不好意思。2003年4月24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乘车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“搓板路”，又坐了半小时轮渡，再绕100多个盘山弯道辗转来到下姜村。
如今再到下姜村，早已换了个模样，住在村里不比城里差。生活非常便利，水、电就不用说了，公交车通到了家门口。房子大，环境好，要买点啥，出门就有各色小店，有点小毛病，村里的卫生服务站也能看，方便得很。
在推进“千万工程”时，浙江并未就环境抓环境，而是把它放到了城乡统筹的高度，按照“让村里人像城里人一样全面享受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”的要求，致力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。
因为所辖的每个县市都进入全国百强，社会和谐程度较高，因此，嘉兴市早在2003年，就已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保全覆盖的城市，并且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第一个制定《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。那时，作为城乡统筹的先行之地，嘉兴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浙江所需要突破的：统筹将从有形领域转向无形领域;从浅层次的、用钱能够摆平的，转向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的建设。
为此，浙江先后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就业制度，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。在教育、卫生、文化等各个方面，浙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，逐渐建立健全多层次、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，配置公平、发展均衡的社会事业体系，布局合理、城乡共享的公用设施体系，着力缩小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、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。
在基础实施上，浙江把“四好”农村路、万里清水河道、农民饮用水源、小康体育村、现代商贸服务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、农村危旧房和电气化改造等有机结合，统筹推进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形成城乡全面覆盖、全线贯通的基础设施网络。
与此同时，浙江又把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向乡村延伸。全面形成以县城为龙头、中心镇为节点、中心村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。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，打破信息孤岛，推动教育培训、劳动就业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文化娱乐、商贸金融等服务在服务中心延伸集成，基本形成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、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。
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达27302元，连续3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的首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同时再次处于全国各省区最低，去年这一数字为2.036：1，比上年缩小0.018。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，浙江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正连为一体，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映成辉。
从“公共品”到“市场品”
各级政府投入了如此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用于浙江乡村的改造和提升，确实让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，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同时也提出了更大的问题：如果没有人气、没有产业，这些公共设施的效益最多就只能让留守的儿童妇女得以享受，无法真正发挥其价值，另一方面，后期的运维成本也是现实课题，根本无以为继。
因此，在“千万工程”启动之初，浙江就将视角聚焦“市场化”。彼时的浙江，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，习近平判断：整个经济社会进入了转型新阶段，人们对于休闲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。基于这个判断，城乡之间的要素应当互相流通，一方面，要继续推进新型城市化，鼓励农民进城，另一方面，要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后花园。
怎么让“公共品”变为“市场品”?产业是基础。从2005年，浙江就召开了首次农家乐大会。农家乐作为一种新兴的业态，近年来为全国各地所重视，而浙江的农家乐之所以具有活力和生命力，究其根本，在于自始至终坚持了“农民主体、村为基础、农旅结合”。
从无到有，从初级走向高级，从低端转为高中低结合，浙江农家乐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资源禀赋、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特质的发展新路，成功地开辟了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繁荣的新渠道，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。
安吉是“中国美丽乡村”的发源地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两山”论断的地方。没有名山大川，缺少驰名景点，这个地处浙北的小县，旅游业却连续十多年呈两位数增长，呈“井喷”之势。现在，安吉整个县就像个大景区，“一乡一品、一村一韵、一步一景”。
早在2007年，安吉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以“村村优美、家家创业、处处和谐、人人幸福”为核心内容的“中国美丽乡村”建设，把一个县当做一个景区来规划，把一个村当做一个景点来设计，把一户人家当做一个小品来打造。县委书记沈铭权说，安吉用建设中国最美县域做统领，抓住了全域旅游这个核心，并拧紧了全域旅游的资源观、空间观、产品观、产业观、主体观等5个“总开关”。
在浙江，像安吉一样，乡村旅游风生水起的不在少数。这一产业的全面开花，带来的不仅是人气与效益，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人才回流。记者入住余杭一民宿，一问主人“樵夫与山”，不料是当地农业局辞职回乡的创业者;不经意间闯进德清“枫华山庄”，女主人范小明居然是浙大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;来到景宁大均乡“听泉山庄”，一打听，老板娘小沈三姐妹原来都在上海打拼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在浙江，到乡村从事三产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。这些创客背景各异，有记者，有律师，有教师，有海归，有设计师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对乡村生活情有独钟，在城市见过世面，了解消费需求，又善于利用现代营销手段，因此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生力军。
和人才一起回流到乡村的还有资本，以及现代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。不管你出差到哪里，一按手机键就可以给家庭农场施肥加温，这叫“智慧农业”;种水稻可以穿着皮鞋不下地，全程由专业公司打理，这是“社会化服务”;把百亩田地分为几百份，让城里人来认领，做个“周末农夫”，属于“体验农业”;还有像众筹、直播等新花样，在浙江农村早已屡见不鲜，好吃、好玩、好看成了浙江农业的新特色。
乡村成了城市的后花园，城市成了乡村的CBD。如今，不少浙江农民白天开着拖拉机下地干活，晚上开着小轿车进城吃饭、购物、唱歌;而到农村自驾游，则成了城市居民节假日的首选节目。城与乡如胶似漆，正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。
著名“三农”专家、浙江大学教授黄祖辉谈到，很多人到浙江学习“千万工程”经验后，觉得难以复制，他们把关注点放在了资金上。他认为，实际上“千万工程”是一个社区改善问题，学习浙江经验，关键学什么?核心在于：浙江通过植入产业，把社区的公共品变成市场品。
“生态宜居，如果光是针对本地村民，那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体制作支撑，是不可持续的，但如果是面向城市的，如果是和服务业相结合，有了经济收入和市场机制后，那就是变成了市场品，如此一来，垃圾污水、厕所运维等就能迎刃而解。”黄祖辉说。
目前，浙江已有超过八成县市，将旅游业列为战略支柱产业。浙江旅游业“十三五”规划明确，未来将坚持全域旅游发展战略，把全省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，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县(市、区)、旅游风情小镇、休闲旅游示范村的三级联动创建。根据计划，到2020年，浙江1万个乡村有望成为A级以上景区，其中1000个村还将达到3A级景区标准。
从“颜值美”到“心灵美”
在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境内，后源溪由峡谷至河谷盆地的隘口，那里地势险要，村东有一山谓镇峰，如镇守此地的“大将”。一个村庄位于镇峰前头，因此取名镇头村。
2018年9月21日，镇头村文化礼堂正式启用，而这正好是全省第1万座农村文化礼堂。为庆祝这一特殊时刻，浙江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“我们的家园——万家农村文化礼堂庆丰收”活动，主会场就设于镇头村。
“千万工程”不仅仅是环境革命，还是一项“文化工程”，从最早的种文化、送文化，到2013年，为顺应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农村文化发展实际，浙江省委、省政府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堂，通过文化引领实现“心灵美”。去年，浙江又将“万家文化礼堂引领工程”列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“五大工程”之一。
马美娥从小就爱跳舞，在建德市下涯镇之江村，绝对算文艺骨干，平日里，就常常聚在文化礼堂表演。这次，她们表演的节目是杂技与走秀，光听名字《农作物语》，就“土味十足”，而所用的道具都是产自地里的花生、玉米。为了上场，大伙排练了一个多月，尽管天气炎热，但个个干劲十足。
慈溪市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说，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，他有3个“想不到”：建设前，想不到村民的支持率这么高;建设中，想不到村民的积极性这么高;建成后，想不到村民参与热情这么高。
有了文化礼堂后，谁来管?又该如何“活”起来?据了解，全省农村文化礼堂有管理员9000余人、工作指导员3000余人、文化礼堂志愿者1万余人，各级政府把支持和奖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县级财政为每个文化礼堂提供每年不少于2万元的运行经费保障。
现在，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最有人气的“村庄客厅”。听一些农民群众说，他们每天有事没事都要去礼堂里转转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也要带去看看。以前村民农闲时总是无所事事，甚至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。自从有了文化礼堂，活动越来越丰富，到礼堂看看书、看电影，或跳跳舞、吹拉弹唱，成了许多村民的新爱好。
近些年，在浙江的不少农村，传颂着这样一段顺口溜：多写一个字，少打一张牌;多一个球场，少一个赌场;多一场演出，少一场纠纷。每天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许多村的文化广场上，闪动着大妈们动感的舞步。而不远处，或许还会传来华尔兹舞曲声。可别小看了这些“业余选手”。如今每逢文艺演出，许多村都能自导自演。
建设文化礼堂，光热闹还不够，浙江省认为，这里更要成为乡土文化和乡村记忆传承、延续的载体，形成属于这个村子、这些村民共有的独特集体记忆，提升农民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实现“身有所栖、心有所寄”。
从文化礼堂到礼堂文化，浙江省将文明的种子种进了农民的心田里。而散落在乡间的礼堂，也从一座座“盆景”，变成了一片片“风景”，又通过发挥其在思想引导、道德教化、礼仪培养、文化熏陶等方面的作用，衍生出一种文化生态，使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。
根据最新计划，从2018年起，浙江每年将继续建设3000家农村文化礼堂，到2022年，有望实现人口500人以上的村全覆盖。另一方面，浙江还将努力实现“建管用育”一体化，做到“大门常开、内容常新、活动常态”，使得建成的文化礼堂，真正成为美丽乡村和美好生活相契合的精神家园。
从“一时美”到“持久美”
农村发展的春天，是靠改革唤醒的。对于“千万工程”而言，从环境美，再到心灵美，再到产业兴旺，在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中，除了激发市场活力带来的源泉，还有一股更重要的力量，那就是通过改革创新，来不断解放生产力。地处西南山区的丽水市，就充分领悟到了农村改革的新变化，并将这种理念升华为实践指南。
说起丽水，不管去没去过，许多浙江人都会竖起大拇指。生态，是这座山区城市最靓丽的标签。九山半水半分田，80%以上的森林覆盖率，造就了这里无可比拟的生态环境。当整个华东地区“十面霾伏”，唯有丽水保持一枝独秀，“中国生态第一市”的美誉名不虚传。
然而因为地处偏僻，山多地少，让丽水的经济发展一直犹如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制约重重，举步维艰。曾经为了追求GDP，丽水也一度大干快上工业项目，但由此造成的污染，也引得怨声载道。2006年，丽水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：生态立市不再变!2013年，浙江正式取消对丽水的GDP和工业总产值考核，并明确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是绿色生态。
对照历史与未来，丽水市委、市政府认为：在生态文明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丽水最大的资源是生态，最具潜力、最具希望的也是生态，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，最理想、最实际的道路，就是实行生态农业、生态工业、生态服务业的“三产”联动发展。
但绿色发展、生态产业毕竟只是个概念，想要落地，还有众多深层次的问题待破解。比如，定位生态精品农业，前提要安全放心，则必须实行标准化生产，这就需要通过土地流转，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;又比如，主体想要发展产业，但苦于缺乏资金，如何推动手中的资产变资本;延伸出来的还有，如何转移剩余农村劳动力，如何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⋯⋯
纵观这些问题，其背后牵扯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、农村金融改革、户籍制度改革、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配套支撑，而且这些改革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否则，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如同无本之木、无水之源。正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，丽水市开始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步伐。
同样的，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虽然连续领跑全国省区，但大头一直是工资性收入。因此，如何在百尺竿头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，成为浙江最为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。农民财产权利保障、农村市场化改革、城市化健康推进、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，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，无不指向“确权赋权”这一核心，只有让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，才能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。
2014年初，浙江率先在全国推进农村“三权”改革，部署“三权到人(户)、权随人(户)走”，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农地、宅基地、农村集体产权的确权、登记、颁证等基础性工作，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活力，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地处长三角腹地、杭嘉湖平原正中心的德清县，是著名的改革大县，拥有60多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，其中有半数以上是“农字号”改革。2013年，当地成为浙江首个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，消除城乡身份差异，填平待遇鸿沟。第二年，全县又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，为农民土地确权。
如果说，改革就像一盘棋，只有把棋盘上不同位置、不同类型棋子的力量调动起来，步伐协同起来，棋面才能活、才能赢。这其中，每次遇到困难，浙江人总是能逢山开路、逢水搭桥，开辟出新的道路。
从2006年开始的“三位一体”改革，就发端于浙江，如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，从省、市，到县、乡建立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，改变了过去局限于“一亩三分地”的分散经营、分散管理、分散服务，来提高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组织化程度。此外，最近几年，不少地方还探索产业农合联，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难题，不断探索合作经济再发展。
下一步，如何推进“千万工程”再深化?在去年召开的推进大会上，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，将从六个方面推进美丽浙江和大花园的建设：一是突出城乡融合，坚持规划引领、区域协调、陆海联动，形成“全域秀美”的格局;二是加快绿色发展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，进一步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，强化“生态富美”的支撑;三是下足绣花功夫，高起点规划、高品质建设、“高压线”管控，追求“景致精美”的卓越;四是注重内外兼修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态文化建设，提升“心灵之美”的内涵;五要勇立时代潮头，加强省内、省际和国际合作，敞开“合作共美”的胸怀;六要全力跨越关口，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，扫除“康庄健美”的障碍。
春时到处是新景，从2003年到2019年，“千万工程”久久为功，花开四野，不仅描绘了乡村的美丽风貌，而且重塑了业兴富民、政通人和的乡村模样，不仅将浙江打造成城乡共同繁荣的实景案例，而且提前演绎着整个中国乡村振兴、民族复兴的未来。
回望15年历程，这是时间对坚守者最大的褒奖，也是浙江经验最简单、最核心的“秘诀”。可以说，“千万工程”对于浙江的意义，绝不是静态的、局部的、片段的。在浙江发展面临经济变革、社会转型、文化复兴的关键时刻，“千万工程”是让列车换道变轨的那个扳手。这一“扳”下去，列车大角度而又平稳地进入新的轨道，驶向更远的远方。
